贪污受贿是官场的毒瘤，既破坏社会和谐，又腐蚀政权根基。所以，历代统治者为收拢人心，巩固千秋大业，总是信誓旦旦，要创建廉洁政府。然而，往往在一番“雨疏风骤”之后，官员们照例是“浓睡不消残酒”了。不过，明太祖朱元璋倒是不信这个邪，他决心革除弊端，曾经数次下诏，誓以严刑治贪。在此重威之下，明初官场确乎是清静了一阵子。

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，从小就深受官府之害，这使他天然产生一种复仇心理，请听听他的一段肺腑之言吧：“从前我在民间时，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，往往贪财好色，饮酒废事。凡民疾苦，视之漠然，心里恨透了。如今要严立法禁，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者，决不宽恕。”(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三十八)

好不容易爬上了皇帝高位，朱元璋很想有一番作为，他决心“重绳贪吏，置之严典”，革除元朝“吏治纵弛，民生凋敝”的弊端。因为，他深知“此弊不革，欲成善政，终不可得”的道理。所以，一方面，他苦口婆心地告诫到京城的府州县吏说：“天下新定，百姓财力俱困，如鸟初飞，木初植，勿拔其羽，勿撼其根。然唯廉者能约己而爱人。贪者必朘人以肥己，尔等戒之。”另一方面，对各级官吏的行为约束极严，绝对不允许他们敲榨老白姓，使用“昧心钱”;甚至对官员的正当开销也失之吝啬，他曾向前来“陛辞”、即将奔赴各地的官员反复申明，政府只给报销路费，添置官服却是要自掏腰包的。

洪武四年(公元1371年)十一月，朱元璋下令立法，凡是贪污犯一律不得赦免。不料贪官们面对皇帝的旨意，“有如东风射马耳”，其犯罪行为依然没有少许收敛，这使得朱元璋大为震怒，他说：“我欲除贪赃官吏，奈何朝杀而暮犯。今后犯赃的，不分轻重都杀了。”

洪武十八年(公元1385年)，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务之便勾结中央及地方官吏，通过巧立名目、涂改票据等手段，鲸吞巨额库粮、税银，共折合粮食2400多万石，约相当于当时全国每年秋征粮食的总数。朱元璋震惊之余，亲自批复，将涉案的“六部”(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)侍郎以下官员一律处死。据说，先后受这一案件牵连被杀者，多达数百人之众。

可能是贪官污吏太可恶了，朱元璋对这帮蛀虫的惩治手段也极其严酷。据清代学者赵翼《二十二史札记》记载，当时，如官员有贪污劣迹，老百姓可以举报，可以到京城上访。还明确规定，官吏只要贪污赃银六十两以上者，必死无疑，除“枭首示众”外，还要“剥皮揎草”，然后，便把这个装满杂草的“人皮口袋”放置在衙门内的官座之旁。为了行刑方便，也为了起到震慑的作用，各府州县衙的左边，都要建一座土地庙，如有踩了红线的贪官，即押赴这里，当众剥下这个贪官的人皮，所以，这处土地庙也被称之为“皮场庙”。

朱元璋确乎是铁石心肠，在他“御宇”的三十一年间，“无几时不变之法，无一日无过之人”，毫不留情地诛杀贪官，是中国历史上治贪最严、出手最毒的一位皇帝。他究竟杀了多少贪官，没人统计过，但是，据《大诰续诰》透露，仅在两浙、江西、两广、福建等省，被处决的贪官已很难以数目计，以致许多州县的官位经常出现空缺的现象，而剩下的地方官员能够顺利做完一个任期者，则是少之又少。

朱元璋这一招儿虽说过于残忍，但也确实收到了实效，当时那些“公务员”们终日胆战心惊、怵惕无时者，即使吃了豹子胆，恐怕也不敢再顶风作案了。所以史书上说，“一时守令畏法，洁己爱民……吏治焕然丕变矣”，这大体是不差的。

又说，这种气象一直延续到仁宗、宣宗时代，即所谓“吏治澄清者百余年”，这也似乎是史实。毫无疑义，朱元璋有决心，有办法，下狠茬子“澄清吏治”，一项反贪政策能收百年之长效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一百多年的廉政时代，应该说是反贪成果斐然。

然而，朱元璋用铁的手腕狂扫贪官污吏，所仗恃的仅仅是个人的权威、个人的意志、个人的品质，在没有法治规范、没有民主制度约束的情况下，迟早会“人亡政息”。的确，历史同朱元璋开了一个大玩笑，过了五六代之后，他的子孙们个个骄奢淫逸，怠于朝政，再也没有一个人去关注吏治了。失去严厉管束的官员们文恬武嬉，贪污受贿之风遍及朝野，正如《明史》所说：“仁、宣之盛，邈乎不可复追，而太祖之法蔑如矣。”这些不肖子孙“一蟹不如一蟹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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