食色，性也。人最自然，最基本的需求。像柳下惠那样的“坐怀而不乱“者，或许有之，但决不多见。而身为九五之尊的咸丰帝也是饮食男女之一。咸丰帝不愿长期居住在热河，除了政治苦衷和皇位隐忧之外，还有一点就是他留恋北京圆明园内的酒色生活。

咸丰帝继位之初，确曾有过励精图治、中兴祖业的政治抱负，下过诏，求过言，惩处过因循敷衍的官员。但是，咸丰帝自登基之日起，即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，未得一日之安稳。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国内起义，英法等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，愈来愈坏的吏治官风，很快磨灭了咸丰帝振刷国内政治的锐气，转而开始穷奢极欲，迷恋于纵情声色、醉生梦死的生活，“以醇酒妇人自戕”。

咸丰帝沉溺酒色之中，对于皇后的“婉言规谏”，最初也能接受。但是没过多久，咸丰帝又是故态复萌，仍是我行我素。

究其原因，一是每个人都是有惰性的，咸丰帝追求声色的本性更是难改难移;二是国内外形势与朝政国政不但未见好转，反而越来越坏，几乎无可救药，实在看不到致治中兴的希望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以歪就歪，及时行乐更为现实一些。

咸丰帝“声色之好，本突过前朝”，且周围不乏貌美的嫔妃。仅有档案可查的皇妃即有最初的嫡皇后萨克达氏、后来晋封的皇后钮祜禄氏、懿贵妃那拉氏、丽妃他他拉氏及婉嫔、玫嫔、祺嫔、吉贵人、璷(fū)贵人、禧贵人、庆贵人、容贵人、玉贵人、璹(shú)贵人等。咸丰帝大概是看得久了，接触多了，因而产生了“视觉疲劳”与“审美麻痹”，满族嫔妃已使其兴味索然，很难刺激起声色的兴趣。

皇宫之内宫禁森严，厌倦了满族嫔妃，又难近汉族女色，那就常住于圆明园吧!反正皇帝驻跸圆明园也是祖制。许指严在《十叶野闻》中，即指出了咸丰帝常住圆明园的真意所在：“文宗厌宫禁之严守祖制，不得纵情声色，用托言因疾颐养，多延园居时日。”

咸丰五年年初，清政府彻底镇压了太平军的北伐军。同年春天，咸丰帝即欲前往圆明园游憩，福建道监察御史薛鸣皋上奏谏止。咸丰帝发怒了，要抖一抖皇帝的威风。他不但拒谏饰非，命将薛鸣皋交部议处，而且特别为此颁谕称：清朝皇帝在圆明园办事，本系祖制，近年来因军务未竣，故朕从未临幸园内，“朕兢业之心，中外臣民所共喻”。

此外，咸丰帝还颇有些强词夺理地申辩说，自己若是为了贪图安逸，即使燕处宫中亦同样可以自耽逸乐，何必临幸御园才萌生怠荒的念头呢?自己无论在皇宫之内，还是在圆明园之内，是“同一敬畏，同一忧勤”。

有奸侫之臣察知咸丰帝如此热衷于汉族女子后，于是不惜重金从江苏、浙江一带购买数十名妙龄美女，献与咸丰帝。更有大臣曲意献媚说：现在天下多乱，而圆明园又地处郊外，应加强警戒，可令这些女子每三个人为一拨，每晚在皇帝的寝宫周围打更巡逻。咸丰帝自然懂得其中的奥妙，得此方便条件，可以随时将这些“值勤警戒”的美女召入殿内，随意召幸。

后来，咸丰帝干脆“金屋藏娇”，将其中四位特别美丽漂亮的女子加以位号，被称为“四春”，即牡丹春、杏花春、武陵春、海棠春。这四春佳丽分别居住于圆明园内的“镂月开云”、“杏花春馆”、“武陵春色”和“绮吟堂”。吴士鉴所作“圆明园四春”有云：

纤步金莲上扣墀，四春颜色斗芳时。

圆明劫后宫人在，头白谁吟湘绮词。

大概自咸丰五年至十年这一期间，咸丰帝可谓“尽显风流矣”。有一首清宫词，描绘了咸丰帝此时的酒色生活：

羊车望断又黄昏，懒卸新妆掩苑门。

风逗乐声歌燕喜，不知谁氏已承恩。

咸丰帝面对如此众多的娇媚女子，性生活无所节制，“旦旦戕伐，身体久虚”，头昏眼花、腰疼腿软、浑身无力，开始步入了风流鬼的危险之途。每逢天坛、地坛、社稷坛或太庙大祭之时，咸丰帝常常因担心腿脚无力，于升降宝辇，或上下台阶时跌倒而失仪，不敢亲临，只能派恭亲王代劳。后来，内忧外患交相而至，身体愈坏，患上了吐血之症。

“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”。英法联军的枪炮之声，惊醒了咸丰帝温柔乡中的一场“春梦”。

俗话说“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”，此时的咸丰帝只有当和尚之心，而无撞钟之意。到达热河以后，他终日闷闷不乐，无聊之极，心烦至极，遂亲笔御书“且乐道人”条幅，命人悬挂殿中。其中或许是出于无所作为的自我解嘲，但也由此可见其精神之颓废颓丧。皇后钮祜禄氏认为这将大大有损于皇帝盛德，一面对其进行规劝，一面亲自督促从人把条幅去掉。

咸丰帝逃到热河以后，很快就进入了寒冷的冬季。虽然有肃顺等一般群臣奉迎着，但咸丰帝的心情与天气一样的阴冷。

咸丰十一年三月，咸丰帝更是咳嗽不止，红痰屡见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咸丰帝虽然仍在不时地传戏，直到其崩逝的前两天还在传命“如意洲花唱照旧”，但是，显然他已经在考虑自己百年的后事安排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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